创作声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1955年盛夏,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当工作人员念出那份特殊批示时,在场的将帅们面面相觑——一个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人,竟然被定为行政三级,这意味着他的待遇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甚至高过八位开国大将。更让人不解的是,此人每月领到404.5元的高额工资后,竟全数捐出,一家七口只能靠妻子微薄的收入度日。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就是郑位三。
0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头,中央政府开始为所有国家机关人员制定工资标准。这套体系森严有序:国家主席、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位列行政一级;往下依次是副总理、最高法院院长这些行政二级;再往下便是行政三级,通常授予那些位高权重或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
十大元帅中,除朱德因担任国家副主席位列一级外,其余九位均为三级待遇。十位大将里,只有资历最深的张云逸达到三级,其他八位是四级,许光达则是五级。这套体系看似简单,实则经过反复斟酌,基本上人人都能按职务"对号入座"。
可当讨论到郑位三时,情况变得微妙起来。这位同志因长期患病,早已不在一线担任实职,名义上只挂着中央委员的头衔。按常理,他应该得到相对较低的级别。然而毛主席却亲自发话:「位三同志为革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功劳不能被埋没,应当给予行政三级待遇。」
这个决定让郑位三与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这些元帅享受同等待遇,甚至比粟裕、黄克诚、陈赓、徐海东等声名显赫的战将还要高。行政三级意味着每月404.5元的工资,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
要知道,毛主席本人的月薪是610元,周总理是590元。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两位领袖主动降薪到404.5元,与三级干部看齐。那个年代,一个八级技工月入112.5元已经算高收入,两块钱能在西餐厅饱餐一顿,北京一个月房租不过三块五,普通家庭五六十元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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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郑位三家的情况却让人大跌眼镜。每月发薪日,他总是把工资全数捐给老区的烈士家属,一分不留。全家七口人的生计,全靠妻子蒲云那点微薄的收入支撑。
蒲云虽是1934年入党的老革命,但多年在后方从事医疗工作,调到北京前不过是湖北省委的一名普通秘书,收入很有限。因此,郑家的餐桌上永远只有清水煮白菜、炒萝卜丝这类素菜,连点油腥都难得见到。
组织上考虑到郑位三的级别,专门配了一位手艺精湛的厨师。这位大厨本想大显身手,谁知来了才发现完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常常摇头感叹:「咱们这位首长啊,真是太清苦了,吃的比街坊邻居还差,哪里像个大领导的样子!」
那么,郑位三究竟把钱都捐到哪里去了?这要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那天说起。
03
1902年深秋,鄂东大别山脚下一个叫黄安的小县城里,郑家添了个男丁,取名植槐。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被官府和地主压榨得喘不过气。遇上好年景,辛苦一年也剩不下几粒粮食;碰上灾年,只能拖家带口四处逃荒。
少年郑植槐目睹家乡的贫穷落后,暗下决心要通过工业救国改变现状。1918年,年仅16岁的他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为考试成绩位列第三,便改名"位三"。
来到武汉求学,为郑位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结识了一位改变他一生的人——《大汉报》编辑萧楚女。这位笔名"楚女"的革命家文章写得犀利无比,常常针砭时弊,令当局头疼不已。
在萧楚女的影响下,郑位三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武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还加入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实际上这是个秘密的马列主义小组。
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际,党组织派郑位三返回家乡黄安,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为了培养骨干力量,他办起了农民夜校,聚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干劲十足的青年。1925年,郑位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04
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后,革命风暴横扫湖北,北洋军阀节节败退,广州政府迁至武汉。正当郑位三为胜利欢欣鼓舞时,晴天霹雳般传来噩耗——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很快,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也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湖北的农民运动遭到疯狂镇压。无数农会积极分子被杀害,郑位三与董必武等共产党领导人遭到通缉。形势最危急时,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郑位三一人。
然而,他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反而利用自己在农会中建立的关系网络,秘密筹划武装反抗。
1927年9月,在郑位三、陈定侯等人的组织下,黄安县境内陆续爆发农民暴动,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购买武器。虽然暴动很快遭到镇压,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在鄂东大地扎根。
到了11月中旬,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黄麻起义"。11月14日,从七里坪、紫云、桃花等地汇聚而来的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在这次起义中,有位年仅十八岁的木匠出身的青年,带领数千贫农奋勇攻城,还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贺守忠。这位少年英雄就是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他也成了郑位三最重要的战友之一。
05
黄麻起义爆发时,郑位三正在武汉养病。听闻家乡起事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刻赶回去。可偏偏这时候身体不争气,高烧不退,等他历尽艰辛回到黄安,起义部队已经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被迫撤往深山。
这时国民党第12军一部重新占领了县城,但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光山县柴山保一带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
1928年6月,郑位三长途跋涉来到柴山保。这里的红军只有一百多人,但恰好位于国民党与其他军阀势力的空隙地带,方圆三十多里没有敌军正规部队,只有些地主武装。
郑位三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壮大的绝佳时机。他与根据地领导人曹学楷等人一道,大力在贫苦农民中发展党员。柴山保的百姓长期遭受地主武装、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势力的压迫,早已怒火中烧,只等有人振臂一呼。
在党组织的发动下,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那些作恶多端的封建武装,要么被红军收编,要么迫于压力解散,极少数顽固分子被坚决镇压。以柴山保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来。
到1928年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设4个大队。随后,31师以2个大队南下黄安,逐步控制了黄安县北部的紫云、乘马等地,红军声威大振。
这块小小的柴山保根据地,就是后来威震中原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火种,而31师则成了日后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骨干力量。
作为开辟根据地的核心人物,郑位三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身居要职,先后担任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代理人民委员会委员长。
06
鄂豫皖苏区的迅猛发展让蒋介石坐立不安。这块红色区域西边威胁武汉,东边直指南京,成了国民党的心腹大患。从1930年秋季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苏区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围剿"。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向川陕边界转移。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组织决定让郑位三留下,带着5000名老弱病残继续坚持战斗。
这个决定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用几千人去抵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进攻,胜算微乎其微。但郑位三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命令。也许是天意,每次走到绝境,他总能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红军主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很快占领了根据地的主要城镇和村庄。敌人对支持革命的群众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屠杀,大肆制造"无人区"。
汤恩伯率领89师参加"围剿",每到一村就架起机枪扫射,连老人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地上的血迹凝固成厚厚一层,有几厘米厚。后来敌人嫌机枪浪费子弹,干脆把活人赶到一起,用刺刀活活捅死,鸡犬不留。
在郑位三率部坚持游击战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到1934年底,死的死,逃的逃,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孩子。
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郑位三失去了父亲和妻子。年仅七岁的女儿郑奇英失去了母亲,只能让叔叔郑植惠背着打游击。最艰难的日子里,郑位三和战士们睡在深山老林,以天为被,以地为席,没有粮食就挖野菜,啃树皮。他们发誓:敌人欠老区人民的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很快,郑位三想出了新战法。他把幸存的红军战士组成小队,每队三五个人,穿便衣,带短枪和匕首,混进乡公所、镇公所。趁国民党基层人员、民团和警察不备,突然开火,速战速决。
这种特种作战模式被称为"便衣队"。由于行动迅速,打完就撤,等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时早已消失在深山密林中。敌人对此又恨又怕,却无可奈何。
就这样,在一次次歼敌七八人、缴枪三五支的小规模战斗中,国民党在老区的统治始终无法稳固建立。那些保长、甲长被干掉几茬后都学乖了,开始暗中与郑位三接洽,寻求与红军合作。
这种白天"扮演"国民党,晚上"变成"共产党的基层政权,被郑位三形象地称为"两面政权"。后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各省红军游击队都学习这种办法,把基层政府改造成白皮红心。到了抗战时期,便衣队又发展成了"武工队"。
07
1934年8月,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夕,中央军委特派员程子华来到郑位三位于罗山县卡房镇的临时指挥部。
程子华开门见山:「中央红军即将战略转移,红25军再守在这里将完全孤立无援,必须立即转移,寻找机会与中央会师。」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2900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这支英雄的部队由徐海东、程子华任正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
从河南到湖北,再到陕西、甘肃,转战万里,击溃了国民党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神奇的是,到达陕北时部队不仅没有减员,人数反而增加了800多人。
出发前,郑位三找出一张列宁画像,让政治部一位会画画的科长临摹放大,随身携带。每次给战士们讲党课时就拿出来挂在墙上。那位画列宁像的科长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
红25军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长征途中建立了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
08
1935年7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率领红25军主力从陕南北上。时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再次被留在根据地。
此时根据地被国民党军20多个团四面包围,剩下的红74师只有700多人。但郑位三临危不惧,带领这支孤军坚持游击战,打得进犯的敌人焦头烂额。
由于在极端残酷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郑位三每到一地,就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对于地主自卫队、民团等反动武装,红军本着能合作就合作的原则,打击一批,分化一批,让一些国民党基层干部反而为红军办事。
因此,红军对陕南的地形地貌、群众基础了如指掌,红74师在陕南如鱼得水,来去无踪。进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反而像瞎子,连吃败仗。
短短一年,红74师转战24个县,经历大小近百次战斗,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消灭敌军4000多人,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
郑位三用兵如神,计谋百出。有一次,红军准备攻打一个镇子获取补给,但镇上驻扎着国民党一个团,强攻肯定吃亏。
于是,郑位三让师长陈先瑞带一支小部队引诱敌人过河。等敌人大队被引进山里后,红军主力突然出动,把河边的船只一把火全部烧光,镇上留守的一个营和大批物资被红军"笑纳"。
等敌人发现上当,从山里转出来时,因为无船可渡只能望河兴叹。
红74师在根据地神出鬼没,今天打县城,明天打伏击,搞得国民党军几十个团被牵制在陕南疲于奔命。
中央红军刚抵达陕北时,处境十分困难。正因为郑位三等人在陕南"大闹华山",几次进入西安境内,牵制数万敌人无法北上,使得中央红军的压力大大减轻。
两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始终无法完全占领陕南的革命根据地。
09
抗战爆发后,郑位三再次受命南下,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新四军二师政委,与二师师长张云逸共同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
在日军、伪军、国民党反动派三面夹击下,新四军二师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1943年,二师干脆把师部设在了距离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安徽省来安县境内。
从此津浦铁路能否通行要看二师的脸色,汪精卫和日寇对此竟然束手无策。
1946年6月,郑位三已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这时,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已昭然若揭,其部署的30万大军将中原军区5万多部队团团包围在宣化店为核心、方圆不到百里的区域内。
这是郑位三一生中第三次陷入绝境。党中央和毛主席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提出派飞机接他回延安。郑位三却坚决表示:「大战在即,我作为中原部队主要领导之一,现在离开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决定留下!」
6月23日,中原局收到中央关于立即突围的指示。郑位三与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协商后,决定主力分左右两路,于26日开始突围。
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尽管敌人围困万千重,解放军的转移行动却井然有序。郑位三、李先念率领右路突围部队1.5万余人趁着夜色一举越过平汉线,直插陕南。
郑位三沿着十二年前带领红25军走过的老路线,指挥战士们奋勇冲杀,越过一条又一条敌人的封锁线。十二年前多少同志牺牲在这条路上,如今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再次前赴后继,迎着胜利的曙光个个奋勇争先,终于在8月初与陕南游击队会合。
中原军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十个月,牵制和调动了大批敌军,使蒋介石调兵到其他战场的企图无法得逞,最终还保留了大量有生力量。领导中原突围,成了郑位三人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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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严重损害了郑位三的健康。中原突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49年武汉解放,他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江城,埋头从事教育和统战工作。
郑位三从小喜欢读书,解放后,读书、写作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女儿郑复康回忆说,在武汉时父亲把所有书店几乎都逛遍了,买的书堆满了两间屋子。
1942年,郑位三与蒲云结婚。婚前他对未婚妻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公家给我发的东西,如果有你的份你就要,如果没有,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如果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蒲云这个1918年出生的四川姑娘虽然只有24岁,却已有8年革命斗争经历。她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对丈夫的要求十分理解:「党的干部必须公私分明,否则就不配说为人民服务!」
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杰出贡献,郑位三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就已当选中央委员,1956年八大上再次当选,并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人在北京,郑位三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烈士家属。当年,烈士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家属也吃尽了苦头。现在革命胜利了,虽然老区条件落后些,但不能再让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
国家实行工资制之前,郑位三将组织每月发给的300元津贴全部用来接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军烈属和无依无靠的烈士后代。实行工资制后,他仍然省吃俭用,接济军烈属,仅红安县就达几百人之多。
可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却十分严格。从小他就告诫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爸爸没有钱留给你们,一切要靠自己去创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郑位三一生不说假话,不办虚事,不搞关系。他以一个忠诚共产党员的平实作风深深影响着自己的后代。
郑位三与前妻曹茂云生的女儿郑奇英生于1925年,1936年11岁就参加了红28军。后来她嫁给了黄麻起义领导人、郑位三老战友吴先元(1946年中原突围中牺牲)的儿子吴世敏。
解放后,郑奇英一直在云南省棉麻公司工作,为国家纺织事业奋斗终生。
郑位三与蒲云的女儿郑吕梁、郑复康从小自立自强,低调做人,踏实做事。郑复康在邮政出版行业工作数十年,很少有人知道她是郑位三的女儿。两个儿子各有事业,也都平淡无闻。
父辈留给他们的不是什么名望、地位或者"资本",而是勤奋务实的做事习惯,简朴真实的做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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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说:「位三同志劳苦功高」。这六个字,概括了郑位三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从黄麻起义的烽火中走来,在柴山保点燃革命火种,在鄂豫皖苏区三次绝处逢生,随红25军转战万里,在淮南根据地抗击日寇,领导中原突围创造奇迹……
郑位三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没有显赫的军衔,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那份特殊的行政三级待遇,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党和人民对一位无私奉献的革命者的认可。那404.5元的月薪全部捐给老区烈士家属,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向无私无我、有功有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