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北京前门大栅栏，多数人会想起它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繁华 —— 珠市口西大街与前门西大街之间的 1.15 平方千米土地上，承载着明清至近代的商业记忆。关于其名称由来，网上资料多指向明弘治元年（1488 年）“胡同口设栅栏” 的记载，但是，去查查引用的《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会发现，根本没有这个记载，只是有一个栅栏胡同的地名和前门没有任何联系，很显然是牵强附会的结果。
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
其实，对于前门大栅栏的来源，在清代文献内有着清晰的记载。而这个记载，来源于清康熙年间直隶巡抚振甲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谥号襄勤，民间称 “小于成龙”，以区别于清初另一位同名名臣清端于成龙）推行的保甲制度。这位 “小于成龙” 在《抚直奏稿》中留下的七千余字弭盗献策，不仅勾勒出清代京城治安管理的精密逻辑，更清晰揭示了 “大栅栏” 从一项治安设施，演变为传世地名的完整脉络。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于成龙全传》里，作者也有该记载的描述。
危机背景：康熙朝的旱灾与盗患，催生弭盗密谕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春，京城遭遇罕见旱灾 —— 田地干裂、禾苗枯萎，康熙皇帝亲赴郊外视察，见民生凋敝，先令礼部祈雨，再清查监狱以申司法公正，又颁十七条惠民政策，却仍难解旱情引发的连锁危机。更棘手的是，旱情未缓，京城周边 “盗警频传”，持兵器、挟弓矢的旗丁盗贼尤为猖獗，百姓深受其扰，也让康熙皇帝日夜忧心。
四月二十一日，康熙特命侍卫吴达禅为钦差，口传密谕直隶巡抚于成龙：“速奏弭盗安民切实之策”。此时的于成龙，正以封疆大吏之责管辖直隶（今河北及北京周边），面对京城重地的盗患，他自认 “未能周全规划，有负圣心”，却也因康熙的信任（此前刚获 “宫保” 衔），决心以 “鞠躬尽瘁” 之态，献上一套系统性的治安方案。五月十五日，于成龙递上《为遵谕密奏事》奏折，其中关于 “京城内外保甲均编” 的设想，成为 “前门大栅栏” 诞生的直接推手。
制度核心：旗民一体保甲，前门栅栏成治安关键
于成龙的弭盗思路，核心是 “端本澄源”—— 既要打击已有的盗贼，更要从制度上消除盗患滋生的土壤。而当时最棘手的难题，是 “旗民分治” 带来的管理漏洞：康熙虽早有 “旗民一例编保甲” 的旨意，但旗人 “强梗有素，飞扬跋扈之性难羁”，地方官（县有司）根本无力约束；京城前门一带作为官宦、商民聚居之地，满汉混杂，平日稽查官员又 “瞻徇情面”，保甲制度形同虚设。
抚直奏稿
为破解这一困局，于成龙提出针对性方案：将前门等门内外居住者，无论满汉官民，一律照外郡保甲格式编立，而 “栅栏” 正是这套制度的物理载体与执行节点。他在奏疏中明确规定：
一、在前门大街及各胡同口 “尽立栅栏”，形成物理屏障，阻断盗贼随意穿行的路径；
二、栅栏外安排 “巡捕营官兵” 值守，栅栏内由 “八旗守堆官兵” 巡逻，两类兵力昼夜络绎，形成 “内外联防”；
三、胡同深处的小街窄巷，也需 “立栅关闭”，栅内每十家推选 “牌长”，不论官民，均需拨派更夫 “鸣锣击柝，彻夜巡查”—— 遇有凶徒，牌长与更夫可号召居民合力救护；
四、若因巡查懈怠导致盗案发生，大街盗案追责 “守堆官兵”，胡同盗案则由 “当夜司更之甲长” 承担全责。
这套设计里，“栅栏” 不再是简单的 “路障”，而是保甲制度的 “神经末梢”：它将分散的官民住宅纳入 “栅内管控”，通过 “官兵 + 牌长 + 更夫” 的三层责任体系，把治安压力从官府单向承担，转化为 “官民共治”。也正是从这时起，前门一带的 “栅栏” 因规模最大、功能最核心，逐渐从众多 “胡同栅栏” 中凸显出来，成为这一区域的标志性设施。
从设施到地名：大栅栏的 “定名” 与制度背书
在此之前，前门以西的这片区域，明代称 “廊房四条”（《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但和前门大栅栏的由来并无直接关联，牵强附会。到了清乾隆年间《乾隆京城全图》虽首次标注 “大栅栏”，但未说明其 “为何而设”；而于成龙的《抚直奏稿》，则填补了这一关键空白 —— 它不仅记载了 “立栅栏” 的具体目的（弭盗）、运作方式（保甲配套），更强调了其 “官方制度属性”。
于成龙的 “栅栏” 是 “奉旨推行” 的治安工程：它由直隶巡抚牵头，经康熙皇帝 “圣裁” 批准，涉及巡捕营、八旗、地方牌长等多重官方与民间力量，是清代前期 “国家治理京城” 的直接体现。这种 “制度背书”，让 “大栅栏” 不再是临时设施，而是长期存在的、与居民生活绑定的 “治理符号”。
到了清光绪年间，《京师坊巷志稿》中已不见 “廊房四条” 的记载，“大栅栏” 成为唯一通用地名 —— 这一变化的背后，正是于成龙保甲制度赋予 “栅栏” 的 “功能性意义”，逐渐超越了原有的 “坊巷名称”，最终固化为地域标识。可以说，没有于成龙推行的保甲制度，“大栅栏” 或许只是一个短暂存在的设施名称，而非能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地标。
配套举措：保甲制度的 “系统性”，筑牢栅栏治安网
于成龙的智慧，在于他没有将 “立栅栏” 孤立看待，而是将其纳入一套完整的弭盗体系，让 “大栅栏” 的治安作用最大化。这套体系还包括：
明确职责分工：规定 “民村盗案归有司，道路盗案归营汛，军卫盗案归卫弁，屯庄盗案归旗下官员”，打破此前 “旗屯与文武权责不清、罚则不均” 的弊端，避免相互推诿；
增设 “捕盗专官”：在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等近京要道，设 “捕盗同知” 四员，选 “不畏豪强、善弓马” 者任职，三年考核一次 —— 盗息民安则优奖，盗贼横行则严惩，强化基层缉捕力量；
推行 “家仆连坐”：针对王公贵族家仆易作盗的问题，要求各都统每月核查 “家仆外出报备”，若家仆犯盗，无论主人知情与否，一律严处，倒逼王公约束家人；
整治 “虚报盗情”：严禁旗人庄头 “以窃报强、以少报多” 泄私愤，或因自身花费无存 “捏称被劫”，杜绝案件造假干扰治安判断。
这些举措，从 “权责划分”“专官缉捕”“源头约束”“案件规范” 四个维度，为 “大栅栏” 的治安功能提供了支撑 —— 栅栏阻断了盗贼的 “物理路径”，而配套制度则阻断了盗贼的 “滋生路径”，二者结合，让前门一带的盗患迅速缓解，也让 “大栅栏” 的安全性与知名度同步提升。
大栅栏 —— 清代旗民一体保甲制度的 “活化石”
如今漫步大栅栏街区，鲜有人知晓，脚下的石板路、两侧的老字号背后，藏着一位清代官员的治安智慧。小于成龙的旗民保甲制度，本是为 “弭盗安民” 而生的应急之策，却意外催生了 “大栅栏” 这一传世地名；而 “大栅栏” 也从一项治安设施，逐渐成为北京商业文化、市井生活的象征，见证了明清至近代的社会变迁。
它的故事告诉我们：许多看似 “约定俗成” 的地名，实则是历史上 “制度实践” 的产物。小于成龙或许未曾想到，他在康熙朝应对盗患的一份奏折，会让 “大栅栏” 成为跨越三百年的文化符号；而今天的我们，在感受大栅栏的繁华时，也应记得：这片土地的安宁与活力，早在三百多年前，就被一套精密的保甲制度，深深埋下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