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亿发子弹——这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的全部弹药消耗。 然而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仅冲绳战役一役就投下20万吨弹药，折合子弹远超17亿发。 更残酷的对比在于：中国士兵平均需3700发子弹才能击毙一名日军，而八路军车桥战役中，新四军以9993发子弹歼敌948人，创下12发/人的战场奇迹。

嘉陵江畔的鹅公岩悬崖下，凿岩而建的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机器轰鸣。 日军轰炸机每周空袭三次，工人们却将避弹洞变成生产线：用脚踏发电机维持机床运转，熔化废铜烂铁铸弹壳，电石灯熏黑岩壁，通风口飘散着硫磺与金属粉尘。

1940年，这里月产子弹突破百万发，但代价触目惊心。 女工占比40%，14岁童工每日工作16小时，手掌被酸液蚀出溃烂伤口。 硫酸车间无防护装备，工人皮肤大片剥落，工服布满焦孔。 他们用陶土缸自制硝酸，从日军未爆弹中挖火药填装子弹——每产出一批弹药，就有工人因爆炸或毒气倒下。

前线的八路军战士腰间弹袋干瘪。百团大战前，士兵人均配弹20发，轻机枪30发。 战斗结束哨声一响，士兵第一任务是匍匐爬过焦土，从尸体堆中抠出黄铜弹壳。

晋察冀根据地发明了“流动复装小队”：6人小组携带简易冲压机，随军回收弹壳。 清理、校正、填装黑火药、嵌入铅芯弹头——一枚弹壳最多复用3次。 1943年太行山战役后，战士们跪地收集1.8万枚空弹壳，连夜复装成次日作战弹药。

淞沪战场，国军第88师士兵攥着英制李·恩菲尔德步枪，弹药箱里却是日式6.5mm子弹。 因口径错配，整连士兵在日军冲锋时沦为“烧火棍”部队。

八路军为破此困局，在百团大战后统一缴获日式三八式步枪。 1941年晋绥部队规定：全团只配发6.5mm子弹，士兵领枪先考校枪械知识。 即便如此，一个连仍混用着德式毛瑟、苏制莫辛纳甘等7种枪械，补给车队送错一次口径，阵地即陷入绝境。

1944年2月，苏北车桥镇笼罩在刺骨寒风中。 新四军三师七旅士兵怀揣人均12发子弹突入敌阵。 巷战中，七连战士李永平打光最后两发子弹，抡起枪托砸碎日军头盔；指导员带伤引爆“麻绳手榴弹”——这种用铁锅碎片、硝铵炸药填充的土制武器，炸塌了日军最后据点。

此役歼敌948人，消耗子弹9993发，手榴弹413枚。 战场统计员在尸堆中清点出732枚未爆弹，这些回收弹药成为下一场战斗的资本。

冀中平原，八路军将子弹匮乏逼成战术革命。 1941年，清河县民兵把火药灌入瓦罐，埋设“子母雷”“连环雷”。 日军扫荡部队踩中触发绳，200公斤黑火药将整队掀飞。 全年800万枚土制地雷炸死炸伤日军超2000人，而消耗子弹不足战役均值三成。

更精妙的是“冷枪配地雷”战术：神枪手魏来国用125发子弹狙杀110名日军，迫使敌军进入雷区。 这种“子弹引路，地雷收尾”的打法，在山东根据地推广后，创下280发子弹换1个日军的纪录。

晋察冀军区化工一厂的陶土缸里，沸腾的硫酸溶液正翻滚气泡。 1940年，军工人用300口陶缸搭成“缸塔”，以硫磺矿石土法炼酸。硝酸车间工人王明记下配方：“硝石粉拌木炭，窖藏发酵21天”——这种古法火药让复装子弹射程突破200米。

到1942年，该厂月产硝酸1000公斤，硫酸3000公斤。 太行山深处的地窖中，军工五连用这些原料日产5000发子弹。 虽半数因壳体裂缝成为“哑弹”，但前线反馈：“能打响的，都是救命的响”。

当中国士兵为捡弹壳爬过战壕时，太平洋战场正上演另一种战争逻辑。 1945年冲绳战役，美军舰炮向岛倾泻4万吨炮弹，陆战队日均消耗120万发子弹。 M1919机枪手回忆：“长官命令持续扫射椰树林，不管看没看见敌人”——仅此一役子弹消耗即超中国八年总和。

运输舰船舱里，20万吨弹药堆至舱顶：标准箱装1000发.30步枪弹，每名士兵配基数量480发。 而同一时刻，重庆兵工厂工人正将当日生产的8327发子弹装入竹筐，由骡马队沿蜀道送往长沙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