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字典成为道德审判台 —

文|贾也

导语：当《新华字典》第12版将“孩子小，成了累赘”作为“累赘”的例句时，一场关于语言规范、伦理责任与社会心态的争论迅速发酵。一句字典例句引发的道德恐慌，折射出公共理性的萎缩与审查权力的越位。

“孩子小，成了累赘”，这句《新华字典》中的例句，本是客观呈现语言使用场景的一种尝试，却被某些“有心人”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上线”地批判。

这些拥有“玻璃心”的人红光满面、大义凛然，不仅扯出了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还搬来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但他们的“玻璃心”究竟在操谁的“心”呢？实在让人捉摸不透——

是操心孩子，担心污染儿童的认知、伤害孩子的自我认同感？

还是操心适育人群，担心在“性萧条”时期加剧青年群体直接躺平的价值取向？

他们高举道德大棒挥舞得酣畅淋漓，却始终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在表面的义愤填膺下，掩盖着对深层社会问题的视而不见。在这场喧嚣的舆论闹剧里，他们热衷于制造对立与冲突，却吝于花半点精力去审视那些真正影响生育意愿、关乎儿童成长的现实困境，比如高昂的育儿成本、紧张的教育资源，又或是社会对家庭与事业平衡的支持缺位。

说真的，我早就洞穿这群“缝合怪”的集体症候了——要说他们保护儿童？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就他们这德性，能干出什么好事？

可以说，其心可诛。正是他们将孩子视为“易碎品”，拒绝其接触任何负面概念，将所有潜在风险均视为洪水猛兽，用棉花糖般的保护罩包裹下一代，最终培养出来就是一碰就碎的“心理瓷器”。

要知道，字典作为语言现象的“考古层”，本就应保留包括负面表达在内的完整语义谱系。可这帮“缝合怪”竟将“客观记录”等同于“价值倡导”，这种做法就像因解剖学教科书展示病变器官而指控其“宣扬疾病”一样荒唐可笑。

试问：如果儿童的三观需要依靠字典的遣词造句来维护，这究竟是语言的过错，还是教育者的失职？

由此可见，这些人不只是无知可笑，更是无耻可耻！

然而，现在这帮“缝合怪”不知为何深受鼓励，充当起“卫道士”到处攻城略地，越界开始对文字进行“伦理审查”。

“小孩是累赘”并不是第一次被他们兴风作浪讨论了。此前，“玩弄女性”的例句被认为含有贬义成分，“腰里别着一支手枪”的例句被认为有诱发暴力之嫌。我们突然发现：汉语在这群“缝合怪”的操纵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语义恐怖主义”——每个词语都可能成为道德猎巫的罪证，每个标点都可能化作思想改造的刑具。

面对“孩子小，成了累赘”的汹汹质疑，商务印书馆给出“仅呈现社会现象，并无价值倾向”的回应，而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强调“收负面词，符合辞书标准”的辩解，实则是审查制度下的“求生策略”。然而，这两家专业机构给出的技术性解释和回应，显然无法满足这些人对“伦理责任”的期待。

他们希望的正是：所有语言符号都能被“净化”，所有信息都能被“管控”。这几年他们的审查逻辑也悄然蜕变，从最初的防范“明显危害”，到如今对“潜在风险”的捕风捉影，那些“野生审查员”们充当思想警察，将黑手从法律底线伸向了道德高地，试图让每个例句都接受“道德消毒”，试图让字典退化为《弟子规》的现代注脚。

当下的“伦理审查”的恐怖之处在于其无限制的弥漫性。从教科书删除鲁迅“不合时宜”的杂文，到影视剧净化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最终连词典都要接受思想安检。都快进到了这般“审查癖”了，怎么可能放过二次元手办？他们认为“可能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从而给其贴上“淫秽”的定性，这种“莫须有”的推理模式，与鲁迅笔下“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的思维何其相似？

当“政治正确”演变为“认知正确”，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出马尔库塞预言的“单向度的人”——他们用道德义愤代替思考，用举报代替辩论，用纯洁性幻想代替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从《说文解字》到《现代汉语词典》，中文世界向来允许“毒”与“药”共存于同一文本——“牝鸡司晨”记录性别歧视，“饿殍遍野”承载历史创伤，“道路以目”揭露言论钳制，这些“负面表达”恰恰构成文明的免疫系统。

当“保护儿童”变成猎巫运动的旗帜，当“社会和谐”沦为思想阉割的借口，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几个字典例句，而是直面人性复杂的勇气，与在荆棘中寻找光明的能力。

须知，真正的文明韧性不在于删除敏感词，而在于培养处理敏感性的能力。一个健康社会应当容得下《新华字典》记录“小孩是累赘”的民间话语，也容得下社会学著作分析这种观念的经济成因，更应当为“生育是幸福”的主流叙事保留反诘空间。唯有当词典编者不必战战兢兢地自我审查，作家不必把每个角色都塑造成道德模范，教师不必把课文当作布道词时，“思想自由”才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毕竟，一个连“累赘”都不敢直视的民族，又如何承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