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是清帝国真正立稳根基的关键时期。

满人入关未久，天下未定，人心浮动，而康熙皇帝以少年之姿登基，在错综复杂的政局中，既要维系满洲旧制，又不得不倚仗汉臣之才以安天下。

所谓“重满抑汉”虽为国策，但在实际政务中，五位汉臣却以自身实绩，在满人主导的朝廷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他们并非靠裙带关系，亦非依附权贵，而是以能力、操守与忠诚，赢得了天子的信任，更在权力的漩涡中得以全身而退。

这在清初政坛，实属罕见。

陈廷敬，山西阳城人，进士出身，其人儒雅沉静，持身严谨。

康熙初年，皇帝年幼，鳌拜专权，朝堂之上噤若寒蝉，多数大臣选择沉默自保。

陈廷敬虽官位不高，却在关键朝议中挺身而出，引用礼制，力主皇帝大婚后应即亲政。

此举并非莽撞，而是基于对礼法制度的深刻理解，亦是对皇权正统的坚定维护。

他并非不知鳌拜势大，只是更清楚，若不及时遏制权臣，皇权将名存实亡。

康熙亲政后清算鳌拜，陈廷敬并未趁势落井下石，反而建议依法审断，保留体面。

这种克制，显示出他对国家法度的尊重，远超个人恩怨。

康熙因此将其视为可托付国事之人，委以户部、吏部要职，掌管财政与铨选。

他理财政，强调“银钱乃民脂民膏”，拒绝一切浮费虚耗。

户部账目繁杂，他亲自核对，不假手胥吏。

有人讥其琐碎，然国库渐充，吏治稍清，皆赖其严核细查。

他主持编纂《康熙字典》，并非仅为文字之功，实为统一文教、规范士林之举。

此书历时多年，集数百学者之力，最终成书四万余字，成为后世字书之范本。

他亦参与纂修《太宗实录》《世祖实录》，笔法谨严，叙事不偏，为清初官方修史树立标准。

朝中索额图与明珠两党争斗炽烈，陈廷敬始终不附任何一方，亦不结交私谊。

他深知，在满汉交织、党争激烈的朝廷，中立是唯一的自保之道。

康熙五十一年，他病逝于任上，皇帝辍朝三日，亲撰挽诗。

一位汉臣得此哀荣，在清初极为罕见。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四十五岁方始为官，起点极低，任广西罗城知县。

彼时罗城地处边陲，战乱初平，盗匪横行，前任县令或死或逃，衙门形同虚设。

于成龙单骑赴任，无随从，无行李，仅携一仆。

他不设官威，日日步行乡间，访贫问苦，劝农兴学，建养济院收容孤老，设乡约约束民风。

数年之间，罗城由乱而治，百姓感其恩德，称其“于青天”。

他的治理模式始终如一：不扰民，不贪墨，不避事。

调任黄州同知，遇大旱，他开仓赈灾，不待上奏；任福建按察使，力主减免海禁苛政，使流民归业。

康熙知其清廉，屡次擢升，终至两江总督。

明珠当权时，因其推行垦荒、整饬吏治触及权贵利益，屡遭弹劾，称其“专横”“沽名”。

康熙未轻信，反而派人密查，结果发现于成龙官署仅存粗米数斗、旧衣数件，别无长物。

皇帝由此断定其忠直，非但不贬，反加信任。

晚年主政江南，他依旧布衣蔬食，巡视州县，不惊扰地方。

病卒于任所，百姓闻讯，焚香设祭，白衣送葬者绵延数十里。

清点遗物，唯破被一床、靴履一双、银钱数十文。

康熙亲谥“清端”，后世称“天下第一廉吏”。

此非虚誉，盖因其真正做到了“官至封疆，家无余财”。

靳辅，辽阳人，汉军镶黄旗，初为翰林院编修，以文才见称。

康熙十年，淮黄大水，千里泽国，漕运中断，京师震动。

治河屡败，朝臣束手。

康熙破格擢靳辅为河道总督。

此举令朝野哗然，因靳辅从未涉足水利，纯属文臣。

然皇帝用人，不拘一格。

靳辅受命后，即赴河工一线，脱去官袍，亲履堤岸，丈量水势，勘察土质。

他发现前人治河多筑高堤束水，致水位日高，一旦溃决，为害更烈。

他提出“疏浚故道，分流入海，以水攻沙”之策，主张恢复黄河自然流路，辅以减水坝调节洪峰。

此议遭守旧派激烈反对，指其“妄改祖制”“耗费国帑”。

靳辅不争辩，只将实地测绘图与水文记录呈上。

康熙详阅后，力排众议，准其施行。

此后十年，靳辅驻守河工，风餐露宿，亲自督工。

他严禁虚报工料，严惩贪墨匠役，甚至汛期被困孤岛，仍指挥抢险。

其治河并非一味硬堵，而是尊重水性，因势利导。

十年间，黄河未再大决，漕运畅通，沿岸农田得以复耕。

百姓立生祠祭祀，称其“靳公河”。

康熙多次召其回京任大学士，靳辅皆辞，称“河工未竣，不敢言功”。

他晚年积劳成疾，病榻之上仍口述河工要务。

所著《治河方略》《河防述言》，系统总结治水经验，成为清代河工经典。

他以文臣之身，成水利之功，非侥幸，实乃躬行实践所得。

台湾之役，为康熙朝一大要务。

自郑成功据台抗清，历三代，清廷屡欲招抚未果。

三藩既平，康熙决意用兵。

然水师薄弱，将才难觅。

姚启圣，浙江会稽人，早年以举人入仕，性刚烈，敢任事。

任福建总督后，力主备战。

他深知郑氏倚靠海上情报与走私网络，遂严查奸细，整顿沿海保甲，切断台岛物资补给。

他奏请造舰两千艘，选练水勇，购置西洋火炮，并建议解除海禁，招抚流民，以削弱郑氏民心。

其策略核心在于“以守为攻，以抚为战”，非一味强攻。

施琅，福建晋江人，原为郑成功部将，骁勇善战，后因与郑氏交恶投清。

他深谙海战之要，多次上疏力主武力攻台，指出“剿抚兼施，剿为根本”。

康熙审时度势，启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全权指挥攻台。

姚启圣统筹粮饷、兵员、情报，施琅专司作战。

二人虽有文武之别，然目标一致。

康熙二十一年，施琅率水师出铜山，直指澎湖。

郑军主力尽聚于此，海战惨烈。

施琅身先士卒，中炮伤目，仍督战不退。

清军大胜，郑克塽震恐，遂上表归降。

台湾既平，施琅力主留台，反对弃守。

他奏称：“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险，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

”若弃之，必为外夷所据，反成祸患。

康熙采纳其议，设台湾府，隶福建。

施琅又建议宽待郑氏旧部，免其罪责，以安人心。

姚启圣则推行垦殖，设立社学，促进两岸融合。

二人一文一武，配合无间，不仅完成军事征服，更为后续治理奠定基础。

康熙赞姚启圣“谋略深远”，称施琅“忠勇可嘉”。

台湾之归，非仅一役之功，实赖二人通力协作。

这五人——陈廷敬、于成龙、靳辅、姚启圣、施琅——身份各异，路径不同。

陈廷敬以文教辅政，于成龙以清廉立身，靳辅以实务治水，姚启圣以谋略经略海疆，施琅以武略平定外岛。

他们皆为汉人，在满人天下中，若无实绩与忠诚，断难立足。

康熙用人，虽有满汉之防，然更重实效。

他深知，欲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

此五人得以善终，非仅因皇帝仁厚，更因他们始终恪守本分，不越雷池，不结私党，不涉宫廷阴谋。

陈廷敬病逝，康熙哀之；于成龙卒官，百姓哭之；靳辅鞠躬尽瘁，史册载之；姚启圣、施琅功成不居，朝廷信之。

此非偶然。

清初政局，汉臣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即遭猜忌。

此五人能于其中周旋自保，且成就功业，实因他们既懂政道，亦守臣节。

他们不做清流空谈，亦不为酷吏苛政，而是在制度缝隙中，以务实态度解决问题。

财政、吏治、水利、海防、边疆，皆为国家命脉，他们一一触及，一一化解。

康熙朝之所以能成“盛世”，不在虚名，而在实绩。

这些实绩，离不开这些汉臣的默默支撑。

满洲贵族掌握军权与核心决策，但具体政务，仍需汉臣操持。

陈廷敬理户部，使国库充盈；于成龙任封疆，使吏治稍清；靳辅治黄河，使漕运无虞；姚启圣、施琅平台湾，使海疆底定。

每一项，皆关乎国运。

有人或言，此五人过于顺从，缺乏风骨。

然在清初高压政治下，风骨若无实效，不过徒增牺牲。

他们选择在体制内尽力而为，以行动而非口号证明价值。

陈廷敬敢谏亲政，是风骨；于成龙拒收一钱，是风骨；靳辅抗众议治河，是风骨；姚启圣冒死整军，是风骨；施琅忍辱负重请战，亦是风骨。

只是他们的风骨，藏在行动里，而非言语中。

康熙皇帝对汉臣的信任，始终有限度。

他重用他们，但从未让他们进入决策核心。

议政王大臣会议，始终为满人垄断。

汉臣所能做的，是在执行层面发挥极致。

而这五人，恰恰在执行层面做到了无可替代。

他们不争虚名，不图高位，只求事成。

正因如此，皇帝放心，同僚无妒，得以善终。

历史常以成败论英雄，但更应看其如何在限制中创造可能。

清初汉臣处境艰难，此五人却能在夹缝中开出花来。

他们不是改革者，亦非革命者，而是建设者。

陈廷敬修字典，为文化立范；于成龙行清廉，为官场立标；靳辅治水患，为民生立基；姚启圣、施琅收台湾，为疆域立界。

每一项工作，皆需耐心、细致与坚持。

今日回望，他们的成就或许不显赫于史书标题，却深嵌于帝国运转的肌理之中。

康熙朝的稳定，非仅靠皇帝英明，亦赖这些实干之臣。

他们用一生证明：在严苛体制下，仍有空间做实事；在民族隔阂中，仍有渠道获信任；在权力斗争中，仍有方式保全节操。

此五人身后，清廷对汉臣的任用渐趋保守。

雍正、乾隆虽亦用汉臣，但防范更严，汉人难入枢要。

康熙朝反成汉臣在清初最后的高光时刻。

正因如此，这五人的存在，更显珍贵。

他们不是例外，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个需要汉人能力、又尚未完全封闭满人权力的时代。

他们的故事，无须拔高，亦不必美化。

只需如实记录：他们做了什么，如何做的，结果如何。

历史自有其重量，无需额外修饰。

陈廷敬的账本、于成龙的破衣、靳辅的河图、姚启圣的奏疏、施琅的战报——这些实物，比任何颂词更有说服力。

康熙朝的汉臣，能善终者寥寥。

此五人之所以能，关键在于“实”字。

实绩、实在、实心。

他们不玩弄权术，不制造对立，不挑战皇权，只专注于解决眼前问题。

皇帝看到效果，自然信任；同僚见其无野心，亦少攻击。

在那个时代，这是最聪明的生存之道。

治理国家，终究靠的是无数具体事务的累积。

财政能否运转？河道能否畅通？边疆能否安定？吏治能否清明？这些琐碎问题，才是王朝真正的基石。

此五人，恰在这些基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不是圣人，亦非完人。

陈廷敬亦曾因科举案短暂罢官；于成龙治理手段偶有严苛；靳辅治河耗资巨大，遭人诟病；姚启圣性格刚愎，与同僚多有龃龉；施琅降清之举，亦被讥为反复。

但历史评价，看的是大节，而非小疵。

他们在关键事务上，始终站在国家利益一边。

康熙皇帝晚年，曾言：“治天下在得人。

”此五人，正是他“得人”之证。

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出身不同背景，却在同一时代，以不同方式，共同支撑起一个帝国的日常运转。

他们的存在，让“康熙盛世”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系列可触摸的治理成果。

今日写此，并非为颂古，亦非为讽今。

只是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满汉分野森严的清初，仍有汉臣以能力与操守，赢得一席之地，并留下切实功业。

这本身，已足够值得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