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随着淮海战役进入至关重要的阶段，徐州城内突现一桩震惊全国的间谍案。在这场交锋中，蒋纬国二公子成功擒获了一名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在对方随身携带的一根扁担中，我国军队在徐州的兵力部署图被悉数搜出。
蒋纬国于深夜对嫌疑人进行紧急审问，案情直指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蒋纬国不敢延误，立刻向参谋总部发出举报电报。但令人费解的是，此案之后竟无音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蒋纬国擅搞谍战
蒋纬国原本担任装甲兵团长，后晋升为副司令，但为何会涉足越界情报活动？这一切的缘起，要从戴笠的故事讲起。
抗战胜利之际，戴笠不断扩充军统实力，其影响力日益增强，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私人势力。此后，他更一度与美国方面建立联系，意图介入海军事务。此举令蒋介石甚为不悦，一方面扶持中统以制约军统，另一方面则刻意安排蒋经国加强政工工作，频繁干预情报系统，以此分散戴笠的权力。戴笠愈发感受到长子蒋经国的压力，遂施计引入蒋纬国，意图制造二子争宠的局面，以期将局势搅得更乱，以便从中渔利。
蒋纬国长期置身于装甲兵体系之中，无法公开涉足情报领域。然而，戴笠私下里与蒋纬国保持联系，指示他假借整顿军队之名，密切关注军队内部的中共潜伏者，一旦有事，可直接与他取得联系。
在1946年3月戴笠赴北平之前，他于上海机场以一种莫测高深的态度对蒋纬国透露，待他从北平归来，将向他透露一件极为机密的要事——此事即便是蒋经国亦无从知晓，乃蒋介石亲自嘱咐之重任。蒋纬国心照不宣。
戴笠返程途中，不幸遭遇飞机坠毁山崖，以身殉职，他自诩的机密亦随之化作永恒的秘密。
此事的真相无需我们费心揣摩。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戴笠屡次暗示与拉拢，使得蒋纬国对情报工作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那个国共两党激战正酣的时期，双方的情报人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保密与反间谍工作成为了当务之急。蒋纬国在军队中负责情报工作，虽算不上显眼，却也并未引起过多关注。
他借鉴了戴笠的行事手段，在全国各地布下了密密麻麻的眼线。据他自己所述，“我的间谍网络颇为庞大，所用之人皆为当地势力的佼佼者，亦不乏帮会中人。我与他们关系融洽，彼此风格相投，崇尚义气，豪爽不羁，三刀六眼之事亦能随时应对。他们对我亦颇有好感，与我共饮时豪饮无拘，但赌博与嫖娼两项活动，我却从不参与。”（摘自《蒋纬国口述自传——蒋氏家族与我的一生》第154页）
蒋纬国自视甚高，认为自己颇得人心，实则情报工作并非仅凭宴请交际、拉拢江湖义气所能胜任。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接受专业训练，岂能轻率地将帮会成员招募为情报人员？
之所以那些人热衷于与蒋纬国交往，固然与其性格中那份随和与豪爽不无关系，然而深层原因却是这些人各有图谋，无不渴望攀附权贵，借由二公子的地位提升与财富积累。
蒋纬国自豪地宣称，他在情报工作中有一套独到的方法，那就是细致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他坚信，若某人表现得过于完美无缺，那么十有八九，此人必有不可告人的企图。
蒋纬国举例启示深刻。
他在装甲兵部队中担任排长，姓黑，人送外号“黑旋风”。这位排长行事雷厉风行，奉献精神尤为突出。尽管他是由士兵行列中提拔而来，但其文化素养却远胜于众袍泽。
蒋纬国起初便察觉出他的异样，然而这位黑旋风却始终掩饰得滴水不漏。待至上海战役，蒋纬国部队需攻克一处阵地，遂命黑旋风排长率众冲入敌阵。黑旋风毫不犹豫，领着人马正欲出发，不料这竟是蒋纬国精心布下的陷阱。黑旋风刚一冲出，便被身旁的部下按倒，随即被捕。
蒋纬国也没有审问，直接宣布黑旋风是共产党卧底，下令枪毙。黑旋风倒也干脆，不诉冤，甘愿就死。死前问蒋纬国：“副司令，你是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你讲给我听再枪毙，我死也瞑目。”
蒋纬国提及数点，其首条便是：“你的干部文化素养颇高，与那些粗鲁之辈截然不同。”次之，他赞誉道：“你的表现堪称完美，不为财，不为私，勤勉尽职，毫无怨言。如此无私的干部，在国军中实属罕见——连蒋介石的儿子都如此评价，对国民党而言，这不啻是一种讽刺。”
蒋纬国感慨万分，言辞间流露出惋惜之情：“若你执意反悔，我便将我毕生所学传授于你。”然而，黑旋风至死不屈，终究落得被枪决的下场。
二、扁担：郭汝瑰的惊险瞬间
蒋纬国对郭汝瑰的疑虑，最初亦源自个人的主观臆测。
郭汝瑰深得陈诚的青睐，屡获晋升，1946年间，他连续三次调任，最终升任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专责战略规划之重任。
郭汝瑰经历复杂，出身是川军军阀子弟，又曾传闻加入过中共。据说当年“剿共”时他还刻意避免到一线去当长官，不想和共军直接交手。最令人怀疑的是，郭汝瑰个人品德实在太好了，国民党内敷衍塞责、滑不溜手、派系倾轧的毛病，郭汝瑰身上很少见。郭汝瑰平时生活也很俭朴，有一次有人到郭家去探望，郭正好不在家，家里人正在吃饭，桌子上只有两个菜。这些风格，都与共产党相似。
反复揣摩，实则与质疑黑旋风无异，皆源自个人主观的判断，缺乏实质性的证据支撑。
不得不说，蒋纬国的目光精准，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
1928年，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络，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方才得以重新建立联系。他凭借自身的身份优势，始终不遗余力地寻求为党贡献力量的途径。
蒋纬国始终对郭汝瑰抱持怀疑态度，恰逢天意弄人，他竟然真的捕捉到了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
蒋纬国在徐州巧妙布下了间谍网络，熟练掌握了地下党情报员所运用的沟通技巧，诸如密语、暗号以及手势等。凭借这些知识，他开始对谍报员进行培训，要求他们伪装成中共地下党成员，并展开了有效的反间谍行动。一名频繁穿梭于徐州的地下党交通员，某甲，不幸引起了蒋纬国的注意。
“连续两天两夜未曾进食，滴水未沾，却一无所获；兄台，你可有收获？”
某甲：“我拿到东西了。”
某乙谄媚地附和道：“老兄，要不这样，您让我瞧瞧，我也算是有所收获，回去也能有个交代。”
某甲有意展示一番，遂取出随身携带的扁担，卸下其一端之铁箍。竟发现此扁担中空，其中藏有物事。
翻开一看，某乙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原来那竟是一份关于徐州剿总作战部署的绝密文件。
某乙小心翼翼地没有多加打量，道了几句谢意，随即邀请他前往常去的面馆进餐。某甲亦未深思，便随他同行。
此面铺乃蒋纬国所设之埋伏点，某甲踏入其中，旋即遭当局拘捕。
某甲于夜幕降临之际被紧急押送至徐州城内。蒋纬国得知案情紧急，便亲自进行审讯。在残酷的拷打下，情报员终于忍受不住，透露了这一情报。原来，这份部署图是徐州剿总的一名参谋所提供，而获取情报的地点正位于剿总总部附近的一条繁华大街，那里有一家私娼馆。剿总军官们常在此地寻欢作乐，情报员便是在那里等候并收集情报。
蒋纬国询问地图的接交者身份，某甲回应称不知其名，仅对对方的体型进行了粗略描绘：对方身材高挑，面容圆润，身着国民革命军制服，然而并未佩戴军衔。
蒋纬国大致推断，这位人士应是郭汝瑰的贴身参谋。
郭汝瑰平日里行事颇为神秘，他的卧室内人不得随意进入，唯有他的侍从参谋方能出入其间，其间定然藏着什么秘密。
蒋纬国下定决心，誓要彻底揭露郭汝瑰的真实身份。然而，在他准备将情报员某甲押送至后方之际，该员竟选择服毒自尽。事后，经验尸发现，其舌下藏有一枚砒霜胶囊，似乎因深感罪孽深重，遂选择了此极端方式结束生命。
蒋纬国深感懊悔，便急忙将审问详情整理归纳，编制成一份绝密电文，即刻准备上报南京。
报告给谁？
戴笠离任之际，曾留下嘱托，若有紧急情况，可直接与他取得联系。然而，戴笠不幸离世后，毛人凤、唐纵、郑介民等高层人物之间纷争不断，军统局随之更名为保密局。在内部事务尚未理顺之际，根本无人愿意接手处理蒋纬国提交的情报。
经过深思熟虑，蒋纬国决定向参谋总部发送电报，期望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之力，揭露此事真相，并击败郭汝瑰。
三、密电至南京后无后续回应
这份高度机密的地图，是否真为郭汝瑰所泄露？
就时间维度而言，此种情形存在可能性。然而，从逻辑角度考量，其发生的概率似乎较低。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委派参谋总长顾祝同携郭汝瑰等将领，亲赴徐州，现场发布作战指令。郭汝瑰于徐州逗留数日，随后陪同顾祝同返回南京。11月10日，郭汝瑰出席了在总统府举行的作战会议。其间，他在徐州停留了约五六天。
然而，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之下，郭汝瑰竟派遣侍从参谋直接与情报人员会面，且草率地交付了地图原件，此举显然违背了情报工作应有的严谨性。
郭汝瑰所提供的情报，始终经由任廉儒之手，秘密转递至上海的秘密党组织，再通过电台传输至延安。
蒋介石最初确立的撤离徐州、转守蚌埠、决战于淮河两岸的策略，正是由郭汝瑰揭露于世的。
11月之际，华野主力已抵徐州周边。若见交通员穿梭于徐州城内，十有八九是华东局派遣的情报工作者，其情报网络与任廉儒所掌控的并不互通。郭汝瑰与中共华东局直接联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依据蒋纬国的个人陈述，这一情报事件极有可能是由华东局的情报工作者所策划，他们成功策反了徐州剿总中的国军参谋人员，利用巨额金钱购得部署图，并借助内部渠道获取了重要情报。
蒋纬国所发之电报送达国防部后，却迟迟未获回应，这极有可能表明顾祝同对内容并无兴趣，因此并未将其上报给蒋介石。
当时，对郭汝瑰的怀疑并非仅限于蒋纬国一人。
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屡次提及郭汝瑰“年幼而心机深沉”。杜聿明最初对郭汝瑰产生疑虑，源于蒋介石对蚌埠战及两淮防御计划的调整，由原先的守势转变为坚守徐州。
起初，蒋介石采纳了各方的建议，计划放弃徐州，转而防守淮河，并以蚌埠为中心构建防御体系，这原本是一项颇具远见的战略决策。然而，杜聿明却认为仍有可战之地。
然而，计划随即生变，各部国军仍旧向徐州汇聚，坚守徐州阵地，意图在那里击败粟裕。
此计划乍看之下，似乎顺理成章。国军主力集结于徐州一带，左翼有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右翼则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均为国军中的精锐之师。加之徐州城池坚固，铁路网络纵横交错，轻易放弃实属可惜。
洞察其中的不妥，需具备深厚的战略素养与锐利的眼界。在国军众多将领中，唯有白崇禧与杜聿明察觉到了其中的诡异，他们断言国军此举实为自寻绝路，将兵力布置成僵化的十字形，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杜聿明深知，唯有具备卓越战略眼光且深刻理解蒋介石偏好空谈理想、崇尚主义与牺牲精神的人，方能巧妙引导他坚持面子，将徐州定为决战之地。
究竟是谁具备这样的能力？何应钦无法做到，顾祝同无能为力，白崇禧亦无暇顾及。环顾四周，唯有郭汝瑰似乎才有此可能。
杜聿明未敢言。
郭汝瑰，作为陈诚麾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是坚定的“土木系”成员，即便是顾祝同亦对他敬畏三分。
在1948年11月的某日，蒋介石迫切希望破解黄百韬所面临的困境，遂急令杜聿明速赴南京，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会上，蒋介石询问杜聿明对于解围之策的看法。与会者中，郭汝瑰亦在座。然而，杜聿明在会议中仅泛泛而谈，对具体的作战计划只字未提。
会议落幕之后，杜聿明便单独与顾祝同进行了一次私密会面，向他透露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在此过程中，他特别叮嘱顾祝同，务必谨记不可将此计划透露给郭某，因其涉嫌与共谍有染。
顾祝同曾言，此乃陈词滥调，纯属无稽之谈。追溯至1948年年初，当顾祝同身兼参谋总长之职，杜聿明便曾向他警示郭汝瑰涉嫌通共，但顾祝同当时并未相信，甚至曾斥责杜聿明为无中生有。
在杜聿明的坚持之下，顾视同只得勉强同意，不将此事告知郭汝瑰。
然而，这一事实揭示了顾祝同对郭汝瑰的深厚信任。首先，郭汝瑰是陈诚的亲信，且拥有中将军衔，中将身份使他没有背叛的理由。其次，在抗战期间，郭汝瑰屡次献出奇策，提出了众多富有建设性的战略规划，其能力广为人知。
蒋纬国此次前来密报，揭露郭汝瑰与共党勾结，乍看之下似乎只是旧事重提，不过是将一些毫无关联的谍报线索随意加之于郭汝瑰身上，妄加罪名。
这成为顾祝同未将情报上报给蒋介石的诸多因素之一。蒋纬国焦急地期盼，终究未能收到任何回应。
然有深层制约。
四、郭汝瑰智退纠葛
如前文所述，郭汝瑰在陈诚的土木系中地位举足轻重。顾祝同之所以不敢对郭汝瑰有所动作，实则源于对陈诚的忌惮之情。
众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心腹。彼时，蒋介石派遣陈诚赴台，任命其为省主席，实则已开始暗中布局，经营台湾基地，为国民党撤退后的最终归宿地做准备。
此事运作极为隐秘，仅有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李宗仁等少数高层人士知情，且均秉持沉默是金的宗旨。毕竟，蒋介石此刻仍高喊的口号是击败中共，若将经营台湾的意图公之于众，蒋家政权恐怕将瞬间陷入崩溃的边缘。
陈诚肩负使命前往台湾，其政治影响之深远，顾祝同自当心知肚明。
若此刻对郭汝瑰采取行动，必然波及到陈诚。一旦触动陈诚，台湾的稳定将受到威胁，而台湾对于蒋介石而言，是其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样的关系，顾祝同是绝对无法承受的。
即便退一步考虑，假设郭汝瑰确实为卧底，向中共泄露了作战计划，那么在当时，国民党的作战计划还有何实际意义？
顾祝同虽平庸，亦已察觉国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战略部署屡经修改，变动无常，即便郭汝瑰将其送达敌方，亦难保有何效用。
的确如此。
1948年12月，杜聿明指挥的部队作出决策，意图从徐州发起突围。在此关键时刻，作战厅向蒋介石呈报了三路突围的具体方向：其一，向西南方向进发，意图与黄维部会合；其二，沿正东方向，通过海州的海路撤退至南京；其三，向东南方向撤退，从江苏省境内逐步撤至江南地区。
郭汝瑰经过周密分析，针对多种可能性，巧妙地迎合了蒋介石的意图，进而提出了从东南方向撤退的方案。这一建议因其迅速便捷、路径最短，迅速获得了蒋介石的赞同。
郭立即设法将情报传递出去。中共中央军委据此迅速作出指示，命令华东野战军粟裕将军将主力部署在东南方向。
然而，粟裕在仔细分析情报后，觉得其中颇有不合常理之处。东南地区水网密布，这对于国军重兵集团的机动显然构成了不小的障碍。杜聿明并非平庸之辈，他当前最有可能采取的策略是西进永城，随后沿着陆路向南行进，与黄维部会合。尽管这条路线较为曲折，但如果能与黄维的部队形成合力，国军的大兵团仍有机会扭转战局。
粟裕毅然决然，即便面临违抗命令的巨大风险，仍旧将兵力调往西南方向。英雄相惜，杜聿明亦不赞同东南撤兵的建议，他违令率军从萧县出发，直指永城。最终，粟裕成功封锁了杜聿明集团的退路。
因此，考虑诸多因素，即便顾祝同对郭汝瑰有所疑虑，从个人前程考虑，他亦无需对郭汝瑰进行打压。大势已倾，仅靠抓捕特务和处决间谍，就能挽救国家命运吗？
蒋纬国自是聪慧之人，见顾祝同装聋作哑，他亦不敢过分追究。戴笠已逝，情报系统多由蒋经国亲自掌控，若他再强行介入，岂不是自讨无趣。毕竟在长兄面前，他的实力与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撤离大陆之际，蒋纬国倾注心血，精心构建情报网络，并秘密安插了众多特务。抵达台湾后，他向蒋介石坦白了一切。蒋介石对此并未犹豫，便放手让蒋纬国将情报网全权移交给蒋经国。在处理核心事务上，蒋介石总是洞若观火，绝不会让两个儿子陷入权力纷争。
听闻徐州捕获地下党成员的消息，郭汝瑰心中虽知此乃情报战中的常态，却也不禁为之动容。即便众多大佬顾虑重重，为了自身的安危，他亦需未雨绸缪，及早筹划退身之路。
郭汝瑰忧虑于三大战役落幕之后，蒋介石可能会将责任推卸并采取清洗行动。鉴于他在战略策划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担心自己届时难以保全自身。因此，他通过任廉儒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询问是否能够返回解放区。
经组织深入研究，一致认为郭汝瑰若返回解放区，相较于继续滞留敌营，其贡献将更为显著。鉴于此，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建议郭汝瑰前往下属部队担任军职，以此方式继续为党组织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避祸之策恰合郭汝瑰所谋。他向顾祝同提议自行引退，而顾祝同正急于摆脱这一棘手难题，便欣然推荐他担任七十二军军长之职。
在淮海战役中，该军遭遇华野的强势围剿而溃败。随后，郭汝瑰挺身而出，着手集结散乱的军官，并大量招募新兵。同时，他动用广泛的人脉，争取到了足以装备一个军的武器装备，从而迅速恢复了七十二军的战斗力。
脱离了中枢之后，他果然不再遭受任何骚扰。1949年12月，郭汝瑰成功领导七十二军在宜宾发动起义，安然无恙地重返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