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兄弟
1952年10月，我国高等院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众多知名学者纷纷携家带口迁往东北，投身于长春等地的重要学府任教。在这批学者中，就有在史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丁则良先生。与他一同前行的，还有他的亲弟弟丁则民先生。
华裔科学巨星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在早年于清华大学担任教职期间，深谙家教之道。当杨振宁尚在初一之时，为了使儿子的知识体系更加均衡，杨武之教授曾委托其好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为其学生丁则良教授牵线搭桥，让丁教授教导振宁学习《孟子》。雷先生自豪地向众人引荐了他的得意门生丁则良。杨振宁先生曾回忆道，那段在炎炎夏日里进行的半个暑假的家教经历，对他而言是终身受用的宝贵财富，因为“《孟子《杨振宁教授谈教育》中提到：“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儒家哲学思想，这使我得以洞悉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对我的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远超我父亲当年为我聘请的微积分教师所能带来的。”新中国成立之际，满怀爱国情怀的丁则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撰写博士论文的机会，提前回到了祖国。1952年10月，他被分配至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7月，他被任命为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同时成为民盟的一员。
丁则民，1919年降生，于1937年成功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深造。翌年，他转至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并在陈寅恪、钱穆、雷海宗、潘光旦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深入研究世界史。1947年，他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美国史。海外华人的迁徙与困顿，使他下定决心，学成归来，报效祖国。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他欣喜若狂，深知自己的报国之志终将实现，于是毅然放弃了博士学位的攻读，返回祖国，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51年，他被晋升为副教授，并加入了民盟。1952年10月，他受聘于东北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一职，并兼任系副主任。在国内，他被誉为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
上述丁氏兄弟的过往经历虽极为相似，然而他们的最终命运却判若云泥。
随着战事的平息，各行各业亟待振兴，人才短缺的问题尤为显著，尤其是在东北边疆这个尚不发达的长春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长春的各所高校纷纷派遣代表南下，前往京畿地区广纳贤才。丁氏兄弟成为了首批拓荒者，无论前路是喜是忧，是福是祸，都无法阻挡他们坚定的步伐。然而，随着生活的逐渐平淡，眼前的景象并非始终充满阳光和繁花似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究其原因，与他们曾在长春的教书生涯息息相关。
1958年，反右派运动的余波尚未消散，紧接着便掀起了“双反”运动——即反对浪费和反对保守。在长春，各高等学府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开展了“向党交心”的活动，他们通过张贴、展示大字报的方式向外界传达心声。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的整风办公室更是特别编纂了《向党交心——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按照当时的表述，这是为了“搜集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资源，分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态，以及他们在交心运动中的表现，以便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丁则民先生的《向党交心》系列材料共计三篇。其中所展现的“思想轨迹”，与彼时众多教师们的思想脉络大致相同，却亦蕴含着独到的意义。
材料之一：1. 初解放之际，我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2. 我与党组织的关联，以及我对党的态度与观点；3. 对国际重大事件所持的看法与立场。
材料之二：针对个人在反右运动及“双反”运动前后的自我审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检视自身工作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与立场；二、分析多年来政治进步迟缓的原因；三、进一步反思在鸣放时期的表现。
材料之三，系“向党交心”之补充，重点在于阐述与丁则良之间的交往细节及其思想动态。
冷遇
1949年11月，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丁则民与其爱人一同返回了祖国的怀抱。教育部的高层领导建议他前往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深造。
起初，他对投身学习显得有些抵触，渴望立即步入职场：他听闻在华大学习期间，虽可得到食宿，却无薪资可拿。若选择学习，便将面临一年左右的收入中断，他的爱人亦将不得不暂居于叔父家中。他不愿如此安排，于是通过私人渠道，竭力寻求工作机会，然而最终却屡屡碰壁。原因在于，他是一名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在未完成以政治学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之前，机关与学校均不愿接纳他。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搜寻，工作依然遥不可及，我的内心充满了苦涩。这无疑是我遭遇的首次挫败，归国的激情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心中涌起了这样的念头与行动：懊悔自己回国时的冒进，若能事先稳妥地安排好工作再踏上归途，或许会更好。懊悔没有遵循香港的黄佩兰（当时担任蒋政权立法委员，也是我爱人老师的）的建议，她曾建议我先回北京考察，而让爱人暂留香港；若是国内条件令我满意，我便可再赴香港接爱人回国，否则便以爱人留在香港为由，前往香港就业。我曾与爱人以及老同学丁名楠（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商讨过离京赴港的方案，然而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借口，最终只能作罢。”
丁则民归因于个人发展需求而选择归国，故在求职遭遇挫折之际，他萌生了“逃离故土，赴英国在香港设立的殖民地寻求新天地”的念头。
冲击
自1949年始，我国政治领域动荡不安，短短数年，便相继开展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击“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等一系列运动。运动从对敌对分子的公开镇压，逐渐转向对潜藏敌人的“内部”肃反斗争，但其中扩大化的倾向尤为严重。
丁氏兄弟抵达长城之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已接近尾声，然而“思改”运动在政治和思想层面，对知识分子仍存有明显的成见。运动中采取的极端手段，以及政治上的不公待遇，对后续运动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消极效应，均不容小觑。
经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新老教师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一无形的界限实则是由阶级差异所划定的。那些从旧社会走来、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学问上颇有成就，但思想观念上却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深的资产阶级烙印。在那些拥有政治优势的青年教师看来，他们被视为“同路人”，成为党既需改造又需利用的对象。更有甚者，有人甚至将这种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用，比喻为“饮鸩止渴”。
学生们公然撕扯着“师道尊严”的底线，公开羞辱教师，揭开他们历史上的伤痕，令他们斯文扫地。曾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杨清教授曾感慨万分：“宛如被文化所俘虏。”讲师满颖之在“向党交心”的场合中也倾诉衷肠：“在‘思改’期间，让学生对我大加斥责，这是我生平头一次遭遇”，“教书育人一生，如今却被学生们彻底否定，内心充满了痛苦。”
“若有人敢于以自杀相抗，那或许意味着他们内心仍有服罪的意愿。自杀并非怯懦，而是因为思想尚未真正打通。若能助其想通，或许便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这反映出我们党的思想工作尚有不足之处。”
丁则民亦对此深有共鸣。他阐述道：“在肃反运动期间，党内曾多次强调，好人占据绝大多数，高达90%以上，而坏人则仅占4%至5%左右。这种估算显然带有主观臆断的色彩。若党对坏人数量的判断准确无误，那么全国范围内反革命分子的数量将高达3000万之众。然而，事实表明，当时国内绝不可能存在如此庞大的反革命势力。”“正是由于党对坏人的判断标准过高，加之许多单位机械地执行这一标准，导致在肃反运动中出现了过度怀疑的倾向，甚至一度出现了错斗现象。”
在肃反运动中，陈静波书记在阐述肃反报告时指出：“此类反革命分子的产生，实乃阶级本能使然。”丁则民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这种说法极具风险。若继续秉持此观点，肃反运动恐将难以收场，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且历史背景复杂的人，极有可能被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分子。正因如此，许多人普遍感到‘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这种恐慌情绪并非偶然。”
今后要尽量减少与人交往，说话之前要深思熟虑，以免给自己留下把柄。
“民主”教育
在长期接受美国式“民主”教育的影响下，我初回国内时，在思想观念上与新社会的氛围存在较大差异。丁则民曾描述说：“常听弟弟、妹妹、侄女（均为党团员）将美国称作美帝国主义，并形容其为纸老虎，这让我感到有些不适应。尽管当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内心却有所保留。我想，欧美国家的对立政党在竞选时，还会称呼对方为先生，而我们为何要将美国称为美帝国主义呢？这难道不是显得我们气量狭小吗？为了宣传和教育民众，称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尚可理解，但如果我们国家真的采取这种轻视敌人的态度，将来难免会遭受损失。”
这种现象是否与那些独裁国家中对领袖盲目崇拜的风气并无二致？”
1950年，丁则民入“革大”（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参加学员们的小组会议，被称为“干部下组”。每至干部下组，小组空气便紧张起来，气氛沉闷，场面尴尬。丁当时认为干部下组表面上是帮助大家学习，实际上是起着“监督”大家的作用。对中共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也产生困惑和不解，“错误地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变相的独裁。”丁则民曾向下组干部提过这样的问题：“假设领袖违反人民的利益，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像铁托在南斯拉夫那种情况，怎么办？怎样来纠正？”意思就是说，在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领袖权力过大，因而不可能防止领袖的叛变，领袖违反人民利益时，也没什么办法进行纠正。嗣后，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丁先生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丁自北师大转任东北师大后，始觉该校在“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上，实则远逊于北师大。此感与众多自北京而来的同仁们的普遍认知不谋而合。
在北京的高等学府中，学生向领导提出建议的风气颇为盛行，而校领导也相对重视师生们的意见，且不会对提出意见者的思想进行追责。相较之下，东北师范大学的领导层似乎不太乐于倾听来自师生的声音，尤其是对于与主流观点相左的意见，且时常表现出对提出意见者思想的追究态度。这导致部分师生出于对麻烦的担忧，选择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校领导展现出了良好的自我批评意识，他们常在检查工作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相较之下，东北师范大学的领导层在自我批评方面略显不足。在成仿吾校长针对官僚主义所发表的报告中，尽管他主要批评了教师，但对于自身工作的审视却相对较少。
——北京市高校的领导层常常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教师召开座谈会，以便交流意见；相较之下，东北师范大学的领导层则较少举办此类会议，也鲜少与教师进行深入谈心。校党组织倾向于赞誉那些言辞正面的人，并对其充满信任，相比之下，则不太青睐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教师，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相对较低。
——在东北师大，缺乏“敢于质疑，勇于探寻真理”的学术氛围，校领导亦鲜少提倡并激励此类风气。故而在各类会议之中，鲜见激烈的辩论，尤其是那些对工作大有裨益的讨论。由于这种氛围的缺失，部分师生不敢提出与领导观点相左的意见，而更多人则只是言辞上迎合领导意图，实则并非出自真心（事实上，这种情况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作者注）。
在探讨世界史教学的过程中，丁则民与一位年轻同仁产生了分歧。在此之前，丁曾不遗余力地给予这位同仁以热情的指导与支持。然而，该同仁在授课后却变得自负，刻意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与资深教师们拉开距离，甚至贬低他们的思想，认为他们陈旧不堪，毫无价值，对资深教师们的尊重也随之消失。丁对此深感不满，认为资深教师们的不快与无法共同工作的局面，与党总支缺乏民主的作风以及对青年教师偏袒的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
因此，我对东北师范大学的党组织产生了某种看法，觉得东北师范大学的党组织不如北京地区的党组织。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拥有悠久的旧民主传统，而东北地区曾遭受敌伪统治，缺乏旧民主的习俗，民众的服从意识较强，即使不经过协商，也能顺利推行。”
“高知”入党
一是加快党员科学家的培养步伐，壮大党员科学家队伍的力量；二是吸收部分原有知识分子入党，以此来增强党在科学文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能力。对此，丁则民表示了他的认同。
一旦入党，便仿佛步入“保险箱”，得以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为自己未来的发展积累宝贵资本。
在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身旁那些“表现优异”的同事们纷纷踏入党组织的大门。丁则民对此现象的看法是，党为强化对科学文化的领导，放宽了入党标准。他认为，这些被吸收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往历史清白，平时能够紧跟党的步伐（即与党的意图保持一致），然而他们的思想觉悟并不一定很高，也未必都达到党员的标准，仅仅是因时势所趋而被接纳。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自认为优越的新党员（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新党员），丁则民显得尤为反感。基于这样的认识，丁的情绪变得颇为悲观。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长期的考验，不经受“脱胎换骨”的深刻改造，想要入党将是极为困难的。“即便是在历史上有些污点（如曾加入过反动党团，或为反动势力服务过）的人，即便他们政治觉悟提升迅速，也难以被党组织接纳。”
国际事件
1955年，随着苏南关系的恢复如初，苏联的领导人曾指出，1948年苏南关系的破裂，实乃源于一系列虚假情报的误导——这些情报是由贝利亚的叛国集团所捏造。
丁则民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所谓的‘捏造情报’，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那么，根据这些捏造情报作出的错误决策，苏联领导机构是否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是否存在将苏南关系破裂的所有原因都归咎于贝利亚叛国集团的倾向？苏共中央在处理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并未进行全面的、深入的、严肃的调查，将关系破裂的责任完全推给贝利亚叛国集团，这种做法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假设苏南关系之被破坏，系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的结果，那么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是否也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而作出的呢？参加情报局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难道它们都不掌握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正确情报吗？
波兹南事件爆发之际，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明确表示，导致该事件悲剧性后果的根源，理应深入审视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措施。与此同时，任何将这一事件归咎于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或挑衅行为，在政治立场上都显得过于天真且不成熟。
外因的影响必须依赖于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若仅仅重视外因而忽视内因，那么便难以发现波兰自身的缺陷和问题，也就难以从中吸取教训，从而难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和挑衅威胁普遍存在。波兹南事件之所以在波兰发生，首要原因在于内部因素。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拉克西-格罗集团所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是主要原因，而纳吉政府的背叛行为更是将事件推向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之后，丁则民阅读了《美国工人日报》上转发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引起了他在思想上的剧烈动荡和诸多疑问。他对于这位被誉为“伟大历史人物”的斯大林竟然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感到震惊，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并对政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斯大林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面的严重过失令人震惊，他所造成的苏联损失同样巨大。丁则民不禁思考，为何不在斯大林生前对其进行批判和纠正，而非等到他去世之后？他提出，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或将所有功绩都归功于他，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他敏锐地察觉到，苏联与东欧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可避免地应引发我们思想上的高度警惕，否则，我们极有可能重蹈覆辙。
罹祸
一是等待群众民主意识的整体提升，届时即便不经过民主协商，领导的要求和工作部署也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二是通过上级部门对学校的检查，来纠正这种民主缺失的问题。在这两种途径中，我认为后者能够更快地产生实效。”
关于丁则良在东北人大的处境，丁则民在“交心”过程中透露了诸多细节。
1954年，丁则良随校方领导一同赴北京，出席了高教部举办的会议。在校领导的汇报中，却鲜有忧患之词，甚至出现了对上级领导有所“误导”的情况。对此，丁则良，一位颇具书卷气息的青年，感到难以忍受，遂在会上公开指出了学校的不足与问题，如实反映了学校的真实状况。
11月3日，由高教部副部长黄松令与司长李云扬带领的二十余人团队抵达东北人大，对该单位的工作进行检查。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等人代表民盟区分部，向高教部领导呈递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意见书。
在检查组进驻人大期间，丁则良表现得异常“活跃积极”，甚至到了周末，丁则民前往探望时，他也往往不在家中。丁则良后来向丁则民透露，检查期间，党委书记某某显得十分慌乱，焦虑不安，历史系的党员教师们亦情绪低落。他直言：“人大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准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偏差与失误（诸如不尊重资深教师、对提出意见者进行打压，忽视创造科学研究环境等）。”他们的意见虽受到检查组的关注，却也因此得罪了校方负责人，为后续的不幸埋下了隐患。
丁则民对丁则良的胆识深感敬佩，他主张师范大学应当效仿人大，并希望教育部能派遣人员对本校的工作进行审查。在市委统战部组织的一次民盟盟员座谈会上，他提出要借鉴人大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然而，他也对丁则良可能遭受的“打击报复”表示担忧。肃反运动进入尾声时，丁则良曾感叹，今后不能再如此天真地提出意见，因为过多的建言可能会招致“打击”。这显然让他们逐渐认识到，提出意见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经过高教部派员对东北人大工作的检查，人大领导在作风改进及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在学术上成就斐然的教师受到了重视，被委以各系负责人的重任。其中不乏考古学家于省吾、物理学家余瑞璜、史学家丁则良等杰出人才。在此期间，匡亚明校长上任，他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使得领导作风有了显著提升，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亦取得了长足进步，教师们普遍对此感到满意。
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整个春天，中国上空骤然乌云密布。（参阅《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鸣放”运动初期，丁则民恰巧不在长春，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未参与其中。尽管如此，他对部分“右派”人士的言论表示认同：
我赞同“右派”提出的“只强调缺点与错误，忽视成绩”的观点。在那个时期，人们将党的整风运动视为一场普通的检讨会，鲜少提及某位同志的优点，而更多地聚焦于他们的不足与过失，其宗旨在于协助他们改正这些不足与过失。“在整风运动中，党鼓励党外人士积极提出批评意见，这正如病人请求医生进行体检、诊断病情。医生在诊断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识别患者的病症，无需向患者强调‘你的健康状态才是首要的，而病症则是次要的’。”
在这“异乎寻常的春季”，章罗联盟成为了众人的焦点与攻击目标。
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与‘整风’两大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尤为恶劣。其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纲领明确、路线清晰，均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实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行径。农工民主党亦然。这两个政党在此次动荡中尤为显眼。这场风波，正是由章罗同盟所掀起的。其他党派亦有所参与，部分行为亦颇为恶劣。然而，参与者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两党的成员而言，并非全体，亦非多数。他们或操纵舆论，煽动民情，或密谋策划，或在基层点燃火种，上下勾连，四面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推进、终成大业为时局判断与最终目标者，毕竟只是少数，即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中央到地方，反右派斗争由初期的鸣放迅速蔓延至全国，长春高校也呈现出紧张对立的局面。
1957年五月，丁则民赴北京着手编写教材，其时寓居教育部招待所。恰逢丁则良即将踏上出国访问之旅的前夕，兄弟俩在此期间交流频繁。丁则良曾言，北京大学历史系民盟小组在向党组织提出意见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点名批评了党员副校长，指责其专权傲慢等不当行为。北京大学民盟小组的作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而长春各校的盟组织则未能与之匹敌。
谈及对科研领域的见解，丁则良表示：凡是在科研领域取得显著成就者，党中央总能给予公正且准确的评价，绝不会忽视其贡献。然而，对于东北人大的学校领导而言，他们可能无法充分认可这些成绩，原因在于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欠缺，往往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他进而建议丁则民，编写教材是一项既费时又易于彰显个人成就的任务，应尽早完成教材的编写，以便未来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科研工作之中。
在另一番对话中，丁则良对余瑞璜——这位东北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兼系主任，同时也是民盟人大区分部主任委员——因在学校遭受排挤而被迫离职之事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他指出，自从东北人大×××晋升为副校长以来，由于与余教授之间的矛盾，便在党整风期间采取“私人恩怨”式的报复行为，此情此景，不禁令人义愤填膺。
面对此事件，丁则良显现出两种应对策略。其一是，通过北京媒体的渠道揭露东北人大的宗派主义现象，并公开曝光余某被排斥出校的情况。同时，他有意向与余某（当时正于京参加会议）面谈以深入了解详情，然而，丁则良预见到此举将耗费大量时间，并可能招致“打压”。其二则是选择沉默不语，主要基于丁则良自身也有可能被调回北京工作的考量。因此，他决定不再过多干预东北人大的事务，转而专注于个人业务的发展。考虑到兄长丁则民的切身利益，丁则民建议他采取第二种策略。一方面，既然丁则良有信心离开东北人大，便无需再深陷于这些人事纷争；另一方面，如果东北人大真的存在排挤余某的宗派主义行为，余某本人自会在整风运动中提出，而学校或高等教育部门的领导亦会予以研究并妥善处理，无需他多管闲事，以免自找麻烦。
丁则良对弟弟的建议表示了赞同，然而，事情过后，他仍旧拜访了余瑞璜。彼时，余瑞璜已被控以“吉林省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首领’”罪名，且已构成一个以余瑞璜、徐利治（中共党员、盟员、数学家）、丁则良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
一份在吉林省政协全体会议上披露的揭发材料指出：“就东北人大而言，余瑞璜自始至终采取内外夹击的策略，对学校党政进行攻击。在外部，他主要向北京上告，诋毁学校秩序混乱、问题丛生；在内部，则主要针对党政负责同志，破坏党群团结。余瑞璜的反党集团对人大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在1954年冬季达到了顶峰，使得学校党政领导几乎无法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在物理系，他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实行家长式统治，排挤资深教师，打压持不同意见的青年教师，对学校诸多重大问题持反对立场，严重干扰了教学工作的进行。更为恶劣的是，他将党员徐利治（同时也是盟员）拉拢至自己一方，通过徐利治刺探党的机密，寻找党的不足，企图诽谤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余瑞璜与右派分子丁则良关系密切，成为反党集团的核心，他们经常在密室里密谋。两个月前，丁、徐二人还在北京密谋，企图以数人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散布关于余瑞璜被调离东北人大的谣言，声称这是吉林党、盟宗派主义排挤的结果。”此份揭发材料于1957年8月7日的《吉林日报》上发表，成为余、徐、丁结盟反党的铁证。
丁则良之死
“反右派斗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说话务必谨慎。”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忧虑、担忧，乃至提醒，都显得为时已晚。
丁则良因出国访问，未能参与到“鸣放”活动中。在启程前，他收到了副系主任某某的一封来信，期望他能尽快返校。丁则良在回信中表明，若组织有需要他参与整风的安排，请即刻通电告知。然而，某某并未给予回复，亦无来信相告。基于此，丁则良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对于整风活动的诚意存疑。当他抵达北京后，校方已将他定性为右派分子，并敦促他迅速返校接受批判。
‘我之所以出此下策，实因实在想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伯伯在鸣放整风之际，身处海外，未能有机会发表任何言论，自然无从回忆。然而，当局却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编织几句，声称‘你说了’，于是‘你’便是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淑蓉在得知丈夫丁则良不幸自杀的消息后，心情极度悲痛，亲自前往北京大学主持了丈夫的入殓仪式。她含泪控诉：“人大内部有人对丁则良进行打击和陷害，最终将他逼至绝境”，“为何学校不等他返回长春，就草率地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他一生辛勤，未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这样带着满腹冤屈离世，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丁则民记忆犹新的是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刻，然而，对于兄长悲剧般的结局，他只能将不平之鸣深藏心底。在“向党交心”的场合，他坦陈了自己的内心所想：“丁则良热衷于政治讨论，然而却是个不谙世事的学者。一个书生，自然难以在政治斗争中胜过那些经验丰富的对手（即某某某，一位党的热情支持者），最终走上绝路”。尽管他是因恐惧罪责而自尽，但他在学校建立系所的过程中付出了辛勤努力，撰写了多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其中一篇曾作为东北人大的主要学术成就受到表彰——作者注）。难道这一切成就，仅仅因为他是右派而被全盘否定？
1957年的六七月间，丁则良并未身在国内，因此他的思想与国内形势的演进产生了显著的脱节。
“倘若在那个时期，他未曾选择出国，而是留在了长春，或许不至于陷入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境地。”
“若东北人大领导在其返回长春之前未曾公开宣布其为右派，或许他尚不至于走上自杀一途。”
据悉，他于8月3日阅读了《吉林日报》对右派分子陆钦迟的批判报道后，不幸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无“如果”可言。
“一方面，我对他坚守‘反动’立场，走上孤立无援的道路，对其子女的不负责任态度心怀怨恨；另一方面，我又无法忘怀他在旧社会为我提供大学教育、寻得职业的种种恩情，以及对兄弟情谊的深切眷恋。两夜之间，我因梦回往昔，忆及他的旧事，而惊悚醒来。”
他昔日自负骄横、锐气逼人，屡次因言语行为无度而伤害他人，得罪了众多人，因此积累了不少人的怨恨。如今，他深怕他人会趁机报复，自己难以承受，竟不得不出此下策……
“你爸爸若不死，也不一定成为右派。”这难道不是将匡亚明与叛徒、右派等同起来，事实已经一目了然了吗？
这部《向党交心》汇编资料篇幅逾520页，几乎囊括了东北师范大学各系除“右派”身份外的所有非中共教授、副教授及讲师。他们以最诚挚的姿态向党忏悔所谓的“错误”乃至“罪孽”，从侧面映照出1957年反右运动后，知识分子普遍的沉默与恐惧。毋庸置疑，这些执教人员与先前被划为右派的人群存在着显著分野，因此在《汇编》中，他们的“检讨”与“交心”与右派的“坦白”和“交代”有所区分，这种差异被视为对他们已“划清界限”的一种评价。在知识分子众多、相互诋毁的校园环境中，那些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烙印的教师，其境遇自是可想而知的。丁氏兄弟的经历，便是这些教师们真实遭遇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