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海外28年的日本媒体人，为何用半生刺破祖国的“和平谎言”？

在东京长大的乘松聪子，如今已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八年。她主编的学术期刊《亚太日报：聚焦日本》，以及她参与撰写的《冲绳之怒》等著作，像一把把精准的手术刀，试图剖开日本社会战后精心包裹的历史认知脓包。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所谓的“和平教育”是一种“迷茫的和平教育”，它只反复诉说广岛、长崎作为原子弹受害地的伤痛，却对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历史，特别是对亚洲邻国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几乎只字不提。

这种选择性记忆，制造了一代对历史真相“无知”的年轻人。乘松聪子提到，当今日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广岛在甲午战争时就是日本的“军都”，是侵略的策源地；而长崎的大村机场，在1937年8月15日，正是20架日本轰炸机起飞、越洋轰炸南京的基地。在她看来，铭记广岛、长崎的悲剧，其大前提必须是记住这两地曾是战争发源地的事实。这种将受害与加害历史割裂的教育，使得年轻一代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中国等邻国对日本政客的某些言行会如此愤怒。

这种愤怒的根源，深植于血肉记忆之中。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原谅的”。然而在日本国内，否认与模糊化处理从未停止。乘松聪子痛心地指出，日本的教育体系长期弱化侵略事实的教育，教科书里关于“慰安妇”的内容几乎被削减殆尽，关于南京大屠杀，则标注着“关于被杀人数有诸多说法”、“详细历史不明”。她甚至认为，日本是“世界范围内否认历史的国家只有日本”，是一个被信息隔绝的孤岛，许多在海外能看到的反映历史的电影，日本人却看不到。

与这种历史健忘症并行的，是现实政治的危险倾向。乘松聪子对日本政府的扩军动态和东亚安全局势表示担忧。她敏锐地观察到，广岛和长崎在战前曾是侵略中国的据点，如今依然部署着日美军事基地，而今年西方七国集团峰会选择在广岛召开，商讨如何应对中国，这让她感到一种危险的隐喻——似乎有人想把这里再次变成侵略战争的据点。她将这种动向与日本未能彻底清算的侵略历史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日本未能真正反省的延续。

面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的涉台错误言论，乘松聪子的批评更为直接。她认为，高市首相连侵略战争都不承认，这挑战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她甚至直言高市“本来就是不该担任首相的人”，理应道歉并撤回言论。在她看来，中国人民的愤怒，正是因为保存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记忆，而日本政界却对此表现出严重的认知缺失。

这位资深媒体人的工作，远不止于批评。她所在的“和平哲学中心”，以及日本各地存在的民间和平博物馆，被她视为推动改变的重要力量。她主张应该扩大这些民间势力的国际影响，通过微小的力量和国际合作，推动哪怕一点点的改善。她呼吁日本“回到亚洲”，摆脱残留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核心诉求是：实现真正友好的前提，是日本人不能忘记自己曾是加害者的历史，要传承记忆，痛下决心不再重蹈覆辙，并将这种反省贯彻到言行之中。

然而，正视历史的道路在日本依然阻力重重。有调查显示，在100名日本大学生中，仅有3人听说过731部队。日本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中，相关表述被不断弱化，“侵略”被改为“进入”，“占领”变为“进驻”。在广岛的和平纪念资料馆，展览集中展示核爆造成的惨状，但对导致核爆的历史背景叙述却十分简略，被学者称为“选择性记忆”。

与此同时，历史的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南京大屠杀是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庄严审判的历史定案。战后，对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进行“百人斩”竞赛的野田毅、向井敏明等战犯均被引渡到南京，经审判后依法处决。当年慈善团体、市民和伪政权收埋的尸体记录，以及日军为毁灭罪证而处理的尸体数量，相互印证了30万以上同胞遇难的事实。这些来自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证言、日记与影像，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乘松聪子的声音，在日本社会显得孤独却刺耳。她像一个站在时光交错点的提醒者，告诉自己的同胞：真正的和平，无法建立在历史的沙丘之上。当广岛和平公园的钟声每年敲响时，那声音里不仅应包含对逝去生命的哀悼，更应回响着对为何会走到那一步的深刻诘问。忽略后者的悼念，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遗忘。而一个无法直面自身全部历史的国家，其祈愿的和平，终究是脆弱而虚幻的。